2005.05.23 中國時報
留學生撫今追昔 我為台灣前景擔憂
陸以正
今天本版兩篇由駐紐約的王良芬執筆的文章,報導美國自九一一事件後加強對外籍學生管制的措施,喚起了當年我作為窮留學生時的回憶。
五十年前,幾乎也就是這幾天,我從駐美大使館文化參事處領了獎助留學生歸國的免費船票,在奧立岡州波特蘭搭乘一艘勝利級(Victory ships)貨輪,航行了十二天才到基隆。
一九五○年代,出國留學不是件容易事,男生必須服完兵役。我雖在政大受過四年軍訓,領有預備軍官證書,卻丟在大陸沒有帶來,因而還去鳳山陸軍官校補受四個月的訓練。美國大使館又是另一關口,依規定自費留學生須備有足夠第一年費用的證明。上哪兒去找最低額的二千四百美元呢?申辦簽證時,更要受美國領事與那些華籍僱員的氣。正因為手續煩瑣,許多人離台時就發誓不再回來,使國家平白流失了不少人才。
那時大家都很窮,留美學生逢暑假必去紐約上州Catskill避暑勝地打工,賺點錢貼補學費。即使到六○年代出國的人也無例外。出國留學比我又晚十年左右的所謂「四公子」─陳履安、連戰、錢復、沈君山─只要讀他們已出版的回憶錄,這方面的經驗也都很豐富。大家非但不以為恥,談起來還津津有味,視作人生值得回味的一段。
相形之下,九○年代以後的台灣留美學生,早已完全變樣。他們大多數家境小康,一到美國,就先買輛新車代步,對獎學金更不屑一顧。不必說寒暑假,即使只有一星期的春假,有女朋友的帶佳人到處旅遊;沒女友的則可飛回台灣,親朋好友會忙不迭地替他找尋相親對象。有位朋友現任紐約某大學外籍學生顧問,她告訴我說,九一一事件後,發I─20學生簽證給一般國外申請人固然緊縮許多,但來自台灣的學生並無困難,批准率幾乎達到百分之百。本版另一篇林志成的報導,引述教育部張欽盛處長的談話,也證實了這點。
張處長透露的數據卻該受到國人注意:台灣的大學數雖然增加三倍,赴美留學人數卻仍維持過去水準,每年僅在一萬二千至一萬四千人之間。其中就讀研究所的佔五五%,裡面又有五至七成選擇攻讀企管碩士(MBA)。驟聞之下,未免納悶:台灣需要這麼多MBA嗎?為什麼在大學讀理工科系的人都想擠進管理階層?長此以往,誰去做基礎研究,為台灣長遠發展默默苦幹呢?
四十九年前,亦即一九五六年,我被沈錡羅致入行政院新聞局,擔任第二(國際)處處長,與當時美國中央情報局駐台單位,以西方企業公司(Western Enterprises, Inc)名義對外,後改名海軍輔助通訊中心(Naval Auxiliary Communications Center簡稱NACC)有過密切的合作關係。我記得一九五八年,哈佛大學教授、經濟學大師、甘迺迪總統時曾任駐印度大使的高伯瑞(John Kenneth Galbraith)出版他的名著《富裕的社會(The Affluent Society)》一書後,NACC託我幫忙把這本書找人譯為中文出版,我也照辦了。
事隔四十七年,當年找的是哪家出版社,早已忘卻。但因此把後來被譽為「對廿世紀影響最大的一百本書」之一的原著讀了一遍,對我卻有些影響。高伯瑞主張的政府應多投資基礎建設與教育,從而創造財富的理論,不但是美國在甘迺迪與詹森兩位總統時代「對貧窮宣戰(War on Poverty)」的原動力;台灣在六○與七○年代,也奉行得頗有成效。
雖然另一派支持海耶克(Friedrich AugustHayek)的經濟學家,把高伯瑞批評得體無完膚,甚至說他的謬論,該為八○年代美國史無前例的巨大國債負責。我大一時讀的「經濟學概論」早已完全還給了趙蘭坪教授,對這兩派經濟學理論的激辯,無從插嘴。但高氏這本書卻激發了我另一個至今無解的疑問。孟子不也說過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,必先勞其筋骨,苦其心志,餓其體膚」嗎?因此,當一個國家跨過了貧困的界線,踏入「富裕的社會」後,正因為人民生活富足優裕了,它會逐漸喪失部份競爭力,淪為別國趕前超越的對象嗎?
不必找很遠,現代史就充滿活生生事例。西歐國家如瑞士、瑞典、法國等,早已走到富裕的境界,閉門享受高水準與優閒的文明生活,才讓美國挾廣土眾民,加上它對世界各國移民獨一無二的磁吸力,把「舊歐洲」遠遠拋在背後。台灣與大陸今日對比,是否也有點這種味道在裡面?
我沒有答案。只想提出這個疑團,希望大家都想一想。